9月1日是全国大部分中小学开学的日子。而早在此前半月，8月16日，国家发改委和教育部就联合下发了《关于规范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这是国家相关部门自2000年左右治理“教育乱收费”以来，首次将“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作为规范内容如此明确地列出。
通知称，中小学服务性收费，是指学校(包括义务教育学校、高中阶段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在完成正常的教学任务外，为在校学生提供由学生或学生家长自愿选择的服务而收取的费用;中小学代收费，是指学校为方便学生在校学习和生活，在学生或学生家长自愿的前提下，为提供服务的单位代收代付的费用。
通知特别强调了这两项收费的“自愿和非营利原则”，并列举出了一些严禁纳入这两项收费的项目。
此次通知为何明确对这两项内容加以规范?中小学收费现状如何?记者就此展开了一系列走访调查。
教辅书收费问题突出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代收费问题突出表现在教辅书上。
对此，刚刚高三毕业的林晨(化名)有苦难言。
“每科老师都会推荐好几本辅导书，其实能用到的也就一两本。毕业的时候，还有很多辅导书像新的一样。”林晨说。
让林晨和她的同学郁闷的是，很多辅导书的印刷质量并不好，“一看就是盗版”。但是，都得按书后的定价收费，有时也会打个八九折。 采访中，林晨不无调侃地向记者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同学们去领书，翻了翻之后开玩笑地问发书的老师：“这是盗版的吧?”老师的回答则是———“这是仿真版”。
林晨和同学们需要买的，除了辅导书，还有报纸。但是，按照林晨的说法，“这些报纸有时都不发，发了也不怎么讲”。
对于这些费用，学生们并非没有意见，但是谁也不敢说。比如订报纸，每科每学期15元，6科一共90元，一年要将近200元。有的同学不想订，但是老师说：“谁不订报纸把名单交上来。”
高考(论坛)结束当天，林晨和同学们通宵狂欢，第二天一早就把书、报等复习资料当“废纸”卖了，每斤5毛，一共卖了50多元，这还不包括那些送给学弟学妹的辅导书。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像林晨这样的高三学生普遍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在他们眼里，“老师推荐买辅导书，太平常了”。
事实上，老师推荐买书的情况，即使刚上学的一年级小学生也未能“幸免”。
一名一年级学生的家长告诉记者，老师推荐孩子买的是一些课外读物，比如“童话、趣味科学”之类，没有强制，但全班一半以上的学生都买了，因为“毕竟是老师推荐的”。
“被服务”和“被自愿”
林晨所就读的省级重点中学，每年各种名目的收费加起来有3000多元。但是林晨却无法一一说清楚交来交去都交了些什么费用：“我们的收费太不透明了，有时就是通知交钱，也不说是什么钱。”
每学年初交的1000多元，就是这样一笔“糊涂账”。林晨告诉记者，老师不说，同学们就只好在下面猜。
“上机费是40元左右，这个知道，但是还有什么就不知道了。”林晨抱怨道，“微机课倒是有，但是很多时候老师只在教室讲课，并不上机，讲课也是隔三岔五的，很多时候都不见老师来。”
林晨交过的数额最高的两项费用是“补课费”和“高考费”，每项200元。
“我们每年都有200元的补课费。”林晨说，“最搞笑的是高三这年。开始说不让补课了，学校说是要给大家退钱，结果到最后也没退。由于风声紧，课也没补。”
“老师说‘谁不想交补课费’就让家长给我打电话。”说到这里，林晨撇撇嘴说，“谁敢?”
也有同学试图反抗。 有同学在网上看到有关部门公布的假期补课举报电话，就打过去举报。“结果你猜怎么样?”林晨戏谑地笑笑说，“我同学被接举报电话的人给教育了，人家说，‘补课还不是为你们好’。”
最让林晨不理解的是，高考也要收费———200元。
学校从来没人给学生解释这笔费用。学生们问老师，老师猜测地说：“可能因为高考也要印卷子什么的吧。”
此后，林晨他们又为拍高考用的照片每人“奉上”了10元。
除了这些费用，一些零零碎碎的收费也经常有。林晨告诉记者，比如，班里装了饮水机，全班同学每人每学期交2元左右，班里90多人一次就可以收200元左右。这个钱作为班费，用来支付饮水的费用。
“也就一两元，谁好意思不交啊?”林晨无奈地说，“老师每次都和我们说，‘原则上自愿’。”
“实物赞助”更常见
采访中，记者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学校明面上的收费确实已经比较规范了，但现在学校也学‘精’了，明着不收费，但是有好多隐性的收费。”
一名表示对学校收费透明、规范非常满意的家长告诉记者，孩子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为了能上重点中学，开始在课外补课，语数英三科一共2000元，十几次课。“老师在课堂上只是照顾大多数学生，不会讲那么细。但是你要课下再多学点内容，就得报老师的补习班。但是这样的收费又不能说是学校的问题。”
另一名低年级学生的家长告诉记者，学校明面上的收费很规范，但是，像检查牙齿和测视力后都会推荐医院治疗，有时学校会给家长们发免费的讲座门票，去听了才知道演讲者是为了推销书。此外，课外兴趣班也要求必须选两门以上，一门200元。
对于学生及家长来说，更多的抱怨亦或是来自择校的负担，即借读费、赞助费等等，而这并不属于本次被规范的内容。事实上，这才是学生家长们支出的绝对“大头儿”。 这名低年级学生的家长告诉记者，之前想让孩子上一所知名小学，“找了关系、拿着钱都排不上”。
一名家长想让孩子跨区上一所相对来说较好的学校，并非知名小学。按照规定，借读费是1.5万元，最后给学校交了3万元，还得赞助学校3台电脑。
这样的事，家长有苦也难言。有个学生，出国之前想在一所重点中学借读，就是为了能在出国的简历上写上曾在某学校读书这一条，学校不收钱，说“你干脆给我们安几部空调吧。”这名学生的家长最后给学校安了17部空调，之后学校还要求其写一张纸条，表明其“自愿赞助”。
一名接近教育圈的人士告诉记者，这种“实物赞助”的形式现在越来越多。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科研办公室主任曾晓东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教育支出问题，应进行招生制度改革，教育资源配置应当跟上城市化进程，改变原来“省级统筹、以县为主进行协调管理”的做法。应当将管理权限上移，在全市层面依据人口流动来统筹协调教育资源。
“应当尽快启动高等教育改革。”曾晓东指出，高等教育是基础教育的指挥棒。“如果大学入学标准不那么单一，而是更加灵活和多样化，家长们也没必要从幼儿园开始就要给孩子挑成绩最好的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