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全国重点大学近年来之所以出现严重的“地方化”倾向，国内高校之所以普遍“偏爱”城市学生，就是因为没有大学理事会、招生委员会等的制衡，而听任较多考虑非教育的功利因素的学校行政“自主”——自作主张。结果，不正确的教育理念在不健全的教育制度中生长而不能受到阻遏

　　最近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指出，必须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重点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众，着力促进公共教育资源配置公平，加快缩小城乡、区域教育发展差距。这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共鸣。

　　名校在大城市大幅扩招说明了什么

　　在现实中，推进教育公平还需付出切实努力。就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的同时，北京大学今年在北京地区的招生录取工作于7月12日结束。有媒体记者从北大招生办了解到，由于“生源质量非常优秀”，北大大幅扩招了44%。过去3年，北大在北京其实也一直扩招，扩招幅度保持在20%左右，今年的44%可说创下了历史新高。需要补充的一个背景是，今年北京高考(论坛)报名人数为8万，与去年相比减少了20%。也就是说，今年北京地区学生升入北大的概率比去年提高了80%左右！

　　再做横向比较：今年，北京大学在全国957万考生中计划招收3280人，而在北京地区的8万考生中，录取名额达到368人——北京学生上北大的概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2倍。

　　一所大学分配给自己办学所在地的招生名额比其他地区适当多一些，是可以理解的；而考虑到一些复杂的因素，比如各地的教育水平不均衡而生源质量有差异、学校从当地获得办学资金等种种支持……在高考人数不变的情况下，要求大学大幅缩减在办学地的招生规模，不太现实。因此，地处发达地区、大城市的全国重点大学，调整招生计划、推进教育公平的最好时机，应是发达地区和大城市高考人数减少的年份。今年当地生源减少20%，那就可以在保持录取率不变的前提下，顺势减少20%录取名额，把它们分配给以往招生较少的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

　　然而，现实告诉我们，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好设想容易成为空想。今天的大学，教育理念已然扭曲，而不健全的教育制度，给扭曲的教育理念提供了生长空间。

　　农村学生录取比例何以总难提高

　　世界上诸多一流大学，都重视教育公平，注重生源多元化。美国高校招生就实行多元评价体系，根据教育因素、家庭因素、地区因素作多元评分，给出自贫困家庭、教育不发达地区的学生加分。而中国的一流高校，却似乎普遍“嫌贫爱富”，那些直到高中毕业还未曾去过比县城更远地方的农村孩子，很难成为这些大学眼中的优秀人才。去年1月，新华社播发了温家宝总理的署名文章《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在文中，他特别谈到了农村大学生减少的问题：“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统计资料显示，在我国每年录取的全部大学新生中，农村户籍学生和城镇户籍学生比例大致持平，但在一本高校中，农村户籍学生的比例最高不过30%——中国农业大学是30%，其他全国重点高校只有20%左右。

　　据说，从大学管理和日后学生的就业“考量”，国内高校觉得来自外地尤其不发达地区的学生“麻烦”，比如其中贫困生多，学校帮困助学的压力增大；又比如会影响大学的就业率——这在今天可是考核高校的重要指标！甚至可以决定大学里某些专业的生与死。

　　关键是建立自主办学的合理机制

　　有人说，北京大学扩大在某个地区的招生规模，属于它的招生自主权。但问题是，招生自主权就不受社会监督与制约？大学是否尽到社会责任，难道不应该受监督和制约？

　　从中引出的另一个更要紧的问题是：在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大学应该拥有办学自主权之时，我国高校却还没有建立自主办学的合理机制：像招生方式、招生规模这类重大办学决策，理应由大学理事会做出，而不是由学校行政班子决定；对学生的考核与评价，应该由负责教育事务管理的教授委员会所领导的招生委员会按照教育标准来做。我国的全国重点大学近年来之所以出现严重的“地方化”倾向，国内高校之所以普遍“偏爱”城市学生，就是因为没有大学理事会、招生委员会等的制衡，而听任较多考虑非教育的功利因素的学校行政“自主”——自作主张。结果，不正确的教育理念在不健全的教育制度中生长而不能受到阻遏。

　　这样的“自主办学”，不可能提高办学质量，只会进一步加大行政的力量，因而近年来颇受质疑，甚至有些人士为此明确反对“大学落实和扩大办学自主权”。推进大学自主办学的改革，必须是系统改革，伴随办学自主权的落实，需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在举办权、办学权、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之间形成制衡。至于推进教育公平，其前提必然是推进教育制度的系统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