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本报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北大原校长许智宏。

　　“我更多的理想是进化，而不是革命”

　　《21世纪》：2003年，北大曾进行过一轮人事制度改革，当时曾引发各种争议，如今时过境迁，你怎么看2003年的这次改革?

　　许智宏：当时北大的师资队伍可以说是全国最优秀的，但是，我们担忧随着老一批教授的退休，未来怎么发展，怎么使教授师资队伍不断更新，不断吸引最优秀的教师加入北大?所以我们当时设想要保持北大师资队伍的活力，必须要进行改革，进行探索。

　　我去之前已经进行了第一轮改革，把教授按资历、贡献，分为三档，有不同的岗位津贴。这是个突破，但是如果停留在这上面，仍没有触及根本的问题——怎么确保北大的教师队伍能够不断更新。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进行了许多次的修改，形成的最后方案就是终止教员的终身制，打破大锅饭。实际上这也是中国人事体制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要使我们的大学生、研究生真正有创新能力实际上是很困难的。

　　在这个基础上，解聘不是目的，实际上我们这些年做下来，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解聘人。但是有人走，出去进来的都有，这种理念逐步会被大家所接受。

　　我是生物学学者，我更多的理想是进化，而不是革命。改革特别是大学的改革不可能翻天覆地一蹴而就，必须是非常稳重的，兼顾各方面的利益。

　　改革走得太快了，会翻车。现在教育面临的困境，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改革必须要一步一步来。

　　《21世纪》：有人认为北大的改革无疾而终，你怎样看这种评价?你怎么看待目前正在制定中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所涉及到的高校改革的内容?

　　许智宏：我觉得此前北大的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北大的上一轮改革有几点经验：第一点，改革的步骤必须非常稳妥，北大开了很多座谈会，不是校长、党委书记脑袋一拍就决策;其次，不改革是不行的，中国的教育必须改革，中国的人事体制必须改革;第三，不可能靠一个学校两个学校的改革。在中国的体制下，这种重大的改革，靠一个单位是很困难的。

　　北大当时的改革还是在高教法改革的范围内。但是这次不是，这次改革要规范政府跟大学的关系。

　　大学需要更多自主权

　　《21世纪》：在目前的情况下，教育部有动力进行改革吗?

　　许智宏：我认为政府对大学的管理，一个是法律的管理，要根据国家社会发展的需求，规范大学的行为，要依法行政。

　　具体而言，经费的分配是不是一定要教育部来直接分配?我认为原则上由它来分配，但是具体操作中,可以由分配经费的委员会等类似的中介机构，通过对学校的评估来分配,这样就可以把部委的职能更多的放在宏观方面，研究经费分配等方面应该更多发挥科学家、教师、研究机构的作用，他们最知道怎么发挥这些经费的作用，而不是靠行政部门来管头管脚。大学需要在学科的设置、经费的使用、招生方面的自主权。大学校长现在对经费是没有支配权的，但是对大学真正了解的是大学校长、大学教授，而不是行政机关来说大学应该发展什么。

　　《21世纪》：朱清时入主南方科技大学提出将其建设成为中国探索“去行政化的”、以追求学术卓越为主的大学管理模式的试验田。你怎样看待朱的改革?

　　许智宏：我们都支持他。一个新的大学比老的大学好做得多,它没有很多历史的负担。比如北大，每年的离退休人员经费大概两个多亿，教育部给了的1个多亿，缺口要北大自己面对。这些问题让大学校长们很费心。

　　在大学管理方面，我和朱清时也交流过。我比较主张，在大学内部，权力向下放，使院、系有更大的权力。我们希望国家把项目经费打包给学校。高校管理层再根据学校的发展需求分配经费。当然这有个前提，需要领导班子自律民主，需要有制度来规范，通过制度来管理。一个校长的个人理念、个人魅力也是重要的，但更根本的是需要制度来管理。

　　现在教育部也要求国内大学制定大学章程，要有一个学校的“宪法”，来规范学校内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一个是国家给大学的规范，一个是大学内部要有规章制度。现在随着大学校长意识到这点，政府也意识到这一点，允许我们进一步探索。

　　媒体说“钱学森之问”，这个问题我们要客观地看。改革开放才30年，此前基本上是计划经济体制，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出这样的人才。外国优秀大学都几百年历史了，我们现在是30年的探索，还是一个幼儿园的小娃娃，要好好的学走路。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根本的一点，大学的任务是培养人才，只有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下，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才可能培养得出创新人才。现在大学的气氛，尤其是整个社会的气氛都不利于这个。我认为现在社会急功近利、“短平快”，我称之为“快餐文化”——吃很多却不求甚解、不消化。

　　《21世纪》：你认为这次教育改革的路径，是应该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

　　许智宏：我个人认为要两者并行。

　　在教改过程中，教育部允许北大、清华等一些大学进行试点，但是这还不够的，需要有更多的学校参与。话说回来，没有这些大学的试点，教育部也不会意识到这个改革的重要。但是基层的大学更多地受控于政府，因为他们更多的需要当地政府的直接支持。这种情况之下，就需要在国家层面，比如逐步修订《高教法》等。

　　所以，改革应该是双向的，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