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逸民列传序》云：“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静已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即或牀，或疵物以激其清。”这段话对隐者的动机作了详尽的分析。要之，隐逸之士或是以退为进，借隐居抬高自己的名声，最后实现自己经国济世的抱负，这就是所谓“终南捷径”；有的隐居之人却是思想性格使然；还有一些是对世俗不满，或为全身避害而隐进林泉丘壑，可见，隐逸虽同途，而心态则不一样。

中国有发达的隐这文化传统，隐逸文化的发源也很早，据传在上古时期，就有了巢父、许由这样的隐士。到殷周时期，又有隐居首阳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姜尚仕周之前，也是一位隐士。但隐逸文化的真正确立，则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时期，有隐逸行为和心态的人数增多，隐逸已成为一种风气，同时隐政文化也有了自己的理论根据。提供这种根据的便是道家思想。《庄子·缮性篇》云：“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藏其智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指出隐逸的社会根源是“时命大谬”。即社会的动乱是土人走向隐逸最现实的动因。

隐者有避世的，他们“伏处大山嵁岩之下”（《庄子·在宥篇》）。“就薮泽，处闲旷，无为而已矣”（《庄子·刻意篇》）。但此外还有“朝隐”、“市隐”之说，他们居于闹市，甚至照样出仕与世俯仰。这源于庄子的“游世”哲学。“游世”就是《山木篇》所说的“入其俗，从其俗”。要“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以上见《庄子·人问世篇》）。这就是说外表要随和大流，但是要“就不欲入，和不欲出”，保持自己的本性，顺人而不适己。可以说，《庄子》为隐逸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支撑。

当然，道家思想并不是隐逸文化的唯一渊源。积极入世的儒家同样有隐逸消极的一面。孔子对弟子们说：“道不行，乘桴游于海”（《论语·先进》）。他孜孜不倦于实现自己的理想，聚德讲学，奔走列国，但他“浴乎沂，风手舞雩，咏而归”以（《论语·先进》）的生活情趣则显得闲适萧散。穷则独善其身，隐居以求其志，在仕途受挫，壮志难酬之后，积极入世者也会产生隐的念头或者走向隐逸之途。儒家思想亦给隐这文化以影响。

魏晋时期的社会动荡与春秋战国颇为类似，都是中国历史上大动乱的年代，也是思想极为活跃解放的时代。因为有了春秋以来隐逸文化的历史积淀，同时由于魏晋玄学调和儒家和道家学说，使隐逸文化的理论更为系统成熟，使魏晋成为隐逸之风大盛的时期。

宗白华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中（论希企隐逸之风》一文中，系统地论述了魏晋隐逸之风勃兴的社会与文化成因，十分精辟。尤其是魏晋玄学的产生，使隐逸文化的理论更为成熟。如果说，在仕与隐的问题上，儒道虽有相通但仍以对立为主的话，那么，在玄学那里，这一切都得到了完美的调和。用什么调和呢？就是任性和自然。做官也好，归隐也罢，只要是自己愿意的，那就是自然。秘康“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的隐居是道的体现。而乐广说：“名教中自有乐地”（《州说新语》）亦无悖乎本性。所以嵇康曰：“故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循性所动，各附所安”（《与山巨源绝交书》）。循性就是任性，就是纵心肆志。郭象独化玄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他说：“夫以万物为本，则群变可一，而异形可同”（《庄子注·天地注》）。形迹不同，而任性则一，隐逸的核心在于心灵的自由。“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伯夷窜首阳，老聃伏柱史”（王康琚《反招隐诗》）。于是，出与处的矛盾、避世与游世抵悟被彻底地调和了。隐逸文化的理论已经十分地完备，希企隐逸之风因此在整个魏晋时期弥漫起来。

徐清泉先生在《论隐逸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发展中的意义》（载《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一文中说：“隐逸文化带给归隐羡隐诗人及士大夫最大的精神价值，就是人格的解放及自由的获得，而这实际上就是隐逸文化独备的艺术审美潜力。归隐羡隐以后，士人或士大夫或多或少地摆脱了政统的限制，他们可以以一种艺术化，审美化的态度来弥补人生实践维度的缺失，来实现操作欲求的满足，这样，先前所依重的政统便被自然、人（自我）乃至艺术所取代。于是，游山玩水、渔猎躬耕、品茗饮酒、谈玄务虚、吟诗赋文、营园作画、书墨抚琴、品藏文玩、坐禅求道、肆性放情等便成了这些隐士及准隐士最外在的行为表现。”这样的人生是艺术的人生，也是休闲的人生。在这样的人生态度下，文学的另一功能一一休闲功能于被发现了。最早提出文学休闲的功能的，就是东晋大诗人陶渊明。

在此之前，由于孔子论诗的影响，文学的政教功能，认识功能得到了深刻的挖掘，而屈原发愤抒情和陆机明确提出缘能情说，文学的抒情审美功能也得以彰显，但文学的休闲功能却一直被忽视了。

的确，诗可言志缘情，文可载道。文学可以兴观群怨，可以事君事父、讽上化下；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客观事物，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可以帮助我们识别善恶美丑；而文学同样可以使我们闲适，在阅读和写作中感受人生的快乐，丰富我们的生活情趣。也就是说，作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除了政教功能、认识功能，审美功能之外，还具有休闲的功能。

陶渊明被称为“千古隐逸诗人之宗”（胡应麟《诗薮·外编》），他的本性就是率真自然．他在《归园田居》中云：“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在《归去来兮辞》中说自己“质性自然”。萧统《陶渊明集序》称赞陶渊明“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陶渊明也曾几次出仕，但或官或隐之后最终归于田园，他是真正的隐者，最能代表古代隐逸文化的人。他的归隐，不是为彰显名声，以求闻达；亦不是像传闻附会的那样是因为“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归隐，更不是像后所说的那样是与统治者不合作。他的归隐，主要是因为他率真自然的性格，因为他对田园自由生活的热爱。陈寅格先生曾把陶渊明的“自然观”称作“新自然说”，“新自然说”的核心就是率真任性，是人性的闲适舒展。用他诗文中的话来描述，就是“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归兮来兮辞》）就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形兮神·神释》）。所以，崇尚自然才是他隐逸最主要最基本的精神依凭。正是在隐逸的休闲人生中，陶渊明发现并明确提出了文学的休闲功能。

首先，在文学作品阅读上，陶渊明认识到阅读也是休闲。他在诗中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这是他回忆少年时的读书生活，用“游好”、“委怀”，表明他阅读的目的与一般士人儒生不同。在《五柳先生传》中，他称自己“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在《与子俨等流》中，他表现了同样的思想：“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他在阅读中陶冶性情，感受到文学作品带来的内心愉悦．抛却功利之后，文学的休闲功能就如此的凸现出来了。据《宋书·陶潜传》载：“潜不解音律，而有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可见，陶渊明之阅读，犹不解音律的他在高兴时抚弄无弦琴一样，不过是隐逸中休闲的方式而已。

其次，写作也是陶渊明休闲的方式之一。他明确表示自己写作的目的是“常著文章自娱”，（《五柳先生传》）颜延之《陶征士诔》亦说他“学非称师，文取指达。”可见他写作的目的就具有休闲的意识。在这样一种写作动因的支配下，陶渊明把他的笔，投向了闲适自然的田园，指向了他自己恬淡闲扬的内心世界，指向了他委运自然，萧散旷达的人生境界。“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他的作品是如此的闲适平淡，摒却了任何功利的因素，你感受到的只是纯滇和平和，但千百年之后，我们都仍能品出作品中绵长的韵味和真挚的人文关怀。陶渊明的写作是休闲的，但休闲的陶诗却并没有淹没文学的其他功能。

总之，隐逸文化使士人们认识到文学的休闲功能。陶渊明之后，文学休闲功能得到进一步的认同和发挥。唐诗、宋词、元曲乃至明清小说，往往在酒肆勾栏瓦舍演唱和讲述，供人们休闲。宋以后，俗文学的兴盛，文学的休闲功能更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文学作品的内容上，山水田园、题画赠答、戏作、游记小品文等等，有许多是以休闲为题材或为休闲而写作的。于是，文学的功能因此得到了延伸和拓展，而我们对文学而认识也因此变得更为深刻和全面。